当年走马锦城西，曾为梅花醉似泥。

二十里中香不断，青羊宫到浣花溪。

---- 陆游

前后蜀和两宋时期的成都，花团锦簇、流光溢彩，但最后毁于一场浩劫，古典成都消失在血与火之中。

唐末最后一任西川节度使王建占据成都，并在朱温灭唐的907年，在成都称帝，国号大蜀，就是五代十国中十国之前蜀。

王建出身贫寒，少年时是个无赖，杀牛、偷驴、贩私盐，被乡邻称为贼王八，从军后改邪归正，步步高升，称帝后在位12年，在五代乱世中为成都创造了一片稳定的天地。他的治蜀措施主要包括，与民休息，谨慎用兵，整顿吏治，选贤任能。很多有才之人避难在蜀，比如唐末著名文学家韦庄，就入蜀成了王建的宰相，洛阳城里春光好，洛阳才子他乡老。

以韦庄为首的群臣为王建定下的种种制度，“典章文物有唐之遗风”，这就不得不提王建为成都城区留下的第一古迹：王建墓，里面的文物让我们窥见一些晚唐风景。

西门的这个大土堆在明清的时候被说成司马相如的抚琴台，逃过了各路盗墓贼。1940年抗战时，为了躲避日军飞机轰炸，在此挖防空洞，才发现这是王建的永陵。

出土的玉大带、玉册等文物精致完美，代表了残唐五代手工艺的高超技艺。但更重要的是永陵的石刻，王建棺床有两组石刻，一是抬棺的十二力士半身像，二是棺床四周的二十四伎乐浮雕。这支乐队有22名乐伎，还有两名舞伎。她们所演奏的乐器，有清乐（华夏传统乐器），如笙、箫、笛、筝，也有胡乐（主要是龟兹乐），如羯鼓、筚篥、吹叶、箜篌，是唐代宫廷乐的缩影。这二十四位圆润丰腴，除了各种乐器，她们的发型服饰也不尽相同。

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保存下来的唐五代时期石刻宫廷乐队，成都前两年还以此排了一部国乐剧：24伎乐，蜀宫夜宴，留在石头上的音符。

但是王建在选继承人上犯了大错，放着既贤且长的儿子不要，立了宠妃徐氏所生的小儿子王衍为太子。王衍是个存粹的纨绔子弟，即位之后也不管政事，在成都就是各种宴乐游戏，还热衷于打扮得金光闪闪浩荡出巡，在五代乱世中，这种作风不亡就怪了。

公元925年，后唐庄宗出兵灭前蜀，前蜀从上到下望风而逃，完全没有像样的抵抗，唐军如入无人之境，从洛阳出兵到成都投降，前后不过70天，差不多就是徒步旅行的速度了。

给王衍写降表的是前蜀中书舍人李昊，写完降表就可以找新老板了，这位新老板就是后唐庄宗任命的西川节度使孟知祥。

孟知祥是李克用的侄女婿，庄宗李存勖的堂妹夫，算是给割据风险很大的蜀地选了个放心的自己人。但是孟知祥到成都不到一年，后唐的天下就乱了，孟知祥开始盘算割据西川。八年之后，他终于吞并东西两川，趁着中原大乱，无暇西顾，934年在成都称帝，国号还是蜀，这就是五代十国之后蜀。

北郊的孟知祥墓，门脸完全不敢相信是国家文保

孟知祥称帝半年就去世了，16岁的太子孟昶即位。孟昶在位31年，是五代十国中当政最长的君主，和荒唐的王衍不同，他虽说不是雄才大略，起码在当政前期是矜矜业业、品行端正的，后来稍稍松懈，又遇上宋太祖这样强势的帝王，以致于亡了国。他少年即位，花了15年才把父亲留下来的旧臣收拾完，也非常注意整顿吏治，比如曾亲手制定《官箴》，里面有四句后来被宋太宗采用，令郡县刻石立在衙门前：尔俸尔禄，民膏民脂，下民易虐，上天难欺。

孟昶治下的成都富庶安宁，花团锦簇，有两个例子，一是后蜀大臣赵崇祚编的《花间集》，里面收集的作品，除了温庭筠等四位，其他都是韦庄等蜀中文人。曲子词这种被认为是俗乐、难登大雅之堂的文学形式，第一次以上层文人的作品集形式出现。小山重叠金明灭，温词华美，垆边人似月，韦词明秀，花间集可以说是宋词的开端。

另一件事是蓉城的名字，孟知祥曾在罗城外围筑了四十二里长的土城，就是羊马城。20多年后，孟昶命人在羊马城上遍种芙蓉，每到秋天，四十里芙蓉如锦绣，成都也就有了蓉城的美誉。

但孟昶也没有识人之明，比如他重用的王昭远，好读兵书，手持铁如意自比诸葛亮，但是遇到伐蜀的宋朝大军，三战三败，弃甲而逃，躲在农民的谷仓哭着吟诵“运去英雄不自由”，真是戏做全套。兵临城下，孟昶投降，就是他的宠妃花蕊夫人所说“十万将士齐卸甲，尽无一个是男儿”。写降表的还是李昊，重操旧业，一回生二回熟，连夜就有人在他家门上贴了“世修降表李家”。

孟昶被押送出城往汴梁去的时候，成都“万民拥道，哭声动地”，孟昶也掩面而泣，百姓从成都送到犍为，沿路哭得恸绝者数百人。可见在乱世中，孟昶实在是个仁厚的君王。

赵匡胤的统一策略就是先南后北，先易后难，最有钱的后蜀成了闪金光的肥羊。965年，宋军进成都，从出兵到孟昶投降一共66天，但是真正平定蜀地还要两年，原因就是除了曹彬一部秋毫无犯，其他入蜀宋军胡作非为、大肆掠夺，在此情况下，原来已投降的蜀军又反了。镇压过程中的杀戮，加上宋朝对四川的搜刮，搬空了孟昶攒下的家底，导致了蜀中民众的积怨和仇恨。

当时成都百姓应该是蛮惨，比如那时候华阳一个叫刘娥的小女孩，父母双亡，不满十五岁不得不跟着人出门流浪讨生活，一路走到汴梁，最后奇迹般地成了宋真宗章献明肃皇后。

积怨之下，宋太宗淳化四年（993年），爆发了王小波、李顺起义。这场发生在王朝初期的起义十分罕见，并因为第一次提出了均贫富的口号，被记入史书。王小波、李顺都是青城山的茶农，在重重盘剥之下生活无以为继而造反，拿下青城县城之后，又攻占彭州、蜀州、双流、郫县等成都外围，994年正月更是占领成都城。宋太宗又是下罪己诏，又是派大军进蜀中，994年5月，成都城被宋军攻破，起义失败。

青城山下王小波李顺陈列馆

起义虽然失败，但宋朝也改变了一些对蜀地的政策，给成都带来了二百多年的安稳。其中张咏就是成都由乱而治的关键。张咏曾两次出任成都知府，是宋太宗、真宗时以治蜀著称的名臣。他一方面赏罚分明、整肃军纪，另一方面由严变宽，很注意安抚民众、收拾民心，他顺应民情，发展了蜀地与民同乐的风气，后来主政成都的官员也延续了他的治蜀方针，成都渐渐稳定繁荣起来。南宋初年，名将张浚、吴玠、吴璘先后在川陕交界挫败了金军的攻势，让蜀地免受兵灾，守住了成都的安定。

宋真宗咸平四年（1001年），设益州路、梓州路、利州路和夔州路，即“川峡四路”，简称四川，这就是四川名称由来。

宋代成都的繁华反映在各个方面。蜀学之盛，文章冠天下，有刻在石碑上的蜀石经，自后蜀到南宋孝宗，历时230年，将儒家十三经刻在一千多块石碑上，立于成都府学，就是文庙前街的石室中学。有南宋理学家魏了翁创办的鹤山书院，还有世代修史的华阳范氏，他家的范镇和范祖禹是司马光写《资治通鉴》的主要助手。

蜀石经拓片

唐末五代的道门领袖杜光庭，随唐僖宗避乱成都，后半生隐居青城山白云溪，后人在此建有“杜光庭读书台”，陆游来此曾赋诗凭吊。青城前山山门旁的建福宫供奉的杜天师，就是杜光庭。

成都北郊在唐贞观年间建佛寺名建元寺，唐僖宗时扩建，并奉旨改名昭觉寺。北宋南宋之际，主持为禅宗临济宗大师圆悟克勤，他声名远播，昭觉寺因而被称为川西第一丛林。

而唐代的蜀中第一寺大慈寺在宋代依然兴旺，壁画精妙，文物众多，苏轼与大慈寺颇有渊源，宋仁宗到神宗时的大慈寺胜相院主持惟简是苏轼的族兄，苏轼兄弟多次游大慈寺芙蓉里，并写文题词，后世传有《中和院东坡帖》。南宋兰溪道隆禅师，13岁在大慈寺出家，南宋末年东渡日本，广传禅宗和儒学，在镰仓修建建仁寺，圆寂后，后宇多天皇敕赠“大觉禅师”，是为日本禅师之始。

我第一次去日本的时候，专门去了建仁寺，除了众所周知的唐代遣唐使，宋代禅宗东渡也影响深远。禅宗算是中国本土佛教，贯穿着国人的哲学思维。在日本的传播，不光是佛学，也有同时而来的建筑、书画、诗词，以至茶道、理学等等，在京都博物馆看禅宗展览能深切感受到这一点。

兰溪道隆书法一幅：一粒粟中藏世界，半升铛内煮山川。

大慈寺外依然是熙来攘往，宋代的成都有十二月市：“正月灯市，月花市，三月蚕市，四月锦市，五月扇市，六月香市，七月七宝市，八月桂市，九月药市，十月酒市,月梅市，十二月桃符市”。2007年，在春熙路附近发现了一片唐宋时期街坊遗址，宋朝的街道、房址和排水道，这片遗址被命名为“江南馆街唐宋街坊遗址”，是国家文保，去太古里的时候可以留心看一下，那些唐砖宋瓦，锦城的古今繁华，在这里交汇。

商业的繁荣芙蓉里，造纸和印刷业的发达，让成都在世界金融史上有了一大发明---交子。在宋初是民间存款票据性质的私交子，到了宋仁宗天圣二年，成立了益州交子务，全世界第一种官方发行的纸币官交子出现了。之后经过从交子到钱引再到宝钞，纸币成为历朝的主要货币。元代时马可波罗详细记载了中国使用纸币的情况，也启发了西方。金融中心所在的路被命名为“交子大道”，可以说是对这一发明的最好纪念。

陆游在成都待了六年，留下大量诗作，从天彭牡丹，到碧鸡坊海棠，从青城山的道观，到蜀州的园林（崇州罨画池还有陆游祠），就像本篇开始的那首诗，他的笔下，成都繁花似锦、香气满城。一年到头，游乐活动众多，最精彩的是浣花大游江。每年农历四月十九日，倾城出动，太守带头彩舟游江，上百艘装饰着锦绣的彩船在锦江上，歌吹舞作，围观的民众也是扶老携幼，不醉不归。

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，对一座城也是这样。游江的人们不会料到他们将面对成都史上最惨烈的一页。

宋理宗端平二年（1235年），蒙古开始攻宋，1236年，蒙古大汗窝阔台的次子，西路统帅阔端率军自大散关攻入四川，一路长驱直入，扑向成都。十月十八日三百前哨骑兵到成都北门驷马桥，成都太平了二百多年，不识兵革，城里兵丁也不到一千人。十九日夜，蒙古大军破城，成都知府丁黼战死，军民仍在巷战。

十月二十四日，阔端率蒙古步骑十万入成都，大书“火杀”二字。蒙古军屠刀之下，城中百姓无得幸免，而且放火焚城，火光照百里。元代有人读宋末《三卯录》，说“蜀祸之惨，诚不忍言”，这场火杀，城中骸骨一百四十万，还不算城外的人。摧毁成都之后，蒙军还四处攻掠，当时有人形容“昔之通都大邑，今为瓦砾之场；昔之沃壤奥区，今为膏血之野。青烟弥路，白骨成丘，哀恸贯心，疮痍满目。”

宋代成都街道遗址

宋宁宗1223年，成都府路户数1139790，元朝1290年，整个成都路只有户数32912。蒙古的屠杀，让四川人从南宋的1290万人减少到元初的82万。

花香二十里的繁华都市成了一片瓦砾，千年文物毁于一旦，成都的地位一落千丈，崖山之后无中华，丙申（1236）之后，也再无古成都。

八百年了，百万人的血已干，也从未有人道歉。纪录片《河西走廊》非常精彩，但有一集我实在看不下去，就是讲凉州会盟的阔端，我不管他还做过什么，作为后世的成都人，我对他的评价只有：屠夫恶魔。

蒙古的铁蹄和屠刀下，抵抗最久的是看似柔弱的南宋。阔端退走后，余玠到任四川，建立了被称为“蜀中八柱”的山城防御体系，最有名的钓鱼城坚守了三十六年。八柱之一就是金堂的云顶石城，1243年建成后，余玠把成都府治也搬到云顶山，宋军据险守城，击退了蒙古军的多次进攻。1253年，余玠去世，1258年，在蒙古军的围困下，云顶城守将姚安世投降，宋军最后放弃成都，锦江萧条，峨眉惨淡。

（云顶石城遗迹仍在）。